近年来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中国最大的现实经济问题是“三农问题”，因为最大多数的人口在乡村，中国人最为广阔的栖息地是乡村，而乡村之所以落后，在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基础教育的落后。当然，也有许多学者反对把教育落后作为一个孤立的原因来考虑，认为即定的制度安排和初始资本匮乏可能更好地解释乡村落后现象。 

  人力资本理论的主要创立者之一、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西奥多·舒尔茨在《报酬递增的源泉》一书中指出：教育可以提高人类劳动的质量，尽管我们认为教育服务于文化目标，与为经济增长作出贡献的人力资本的形成无关。可以将用于教育的资源看作对由此形成的人力资本的度量。

  事实上，西奥多·舒尔茨是第一位就教育投资对农业生产率和整个经济生产率的影响作出系统研究的经济学家，他和追随他的弟子们通过一系列经验研究证实：美国经济在“人力资本”上的投资收益大于在实物资本上的投资收益，而这种状况正是导致教育投资的增长速度大大高于其他投资之增长速度的一个原因。

  西奥多·舒尔茨还提到两类资源——传统性资源（土地、可再生资本和劳动力）和由于资源质量提高所构成的新型资源，而通常新型资源具有人力资本的性质。这些新资源的存量相对于传统资源仍在上升，而且其收益率也比较高。

  在传统农业社会中，人们倾向于把接受教育看作是一种类似于超前消费的“奢侈品”，而不是对家庭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的特殊资本投入。在历史上有大量忽略教育的案例，比如说德国的农民家庭在创业阶段倾向于牺牲消费，放弃子女的教育，以节省钱财购买更多的农业用地，这种充斥着“土地饥渴症”（实际上蕴涵着对占有财富极度向往的欲望）的短视，实际上制约了经济的长期增长。

  西奥多·舒尔茨还注意到在人类生命周期中产生递增报酬的人力资本投资是基础教育。许多低收入国家自二战以来也有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可以用基础教育投资数量的增加来衡量。在那些农业正迈向现代化的国家里，农民基础教育的收益率很高。基础教育的高回报率说明它是导致经济增长的递增报酬的一种重要源泉。

  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乡村教育主要是以一种分散的单科教育（教学科目主要是以文史知识和儒家正统思想为主要内容的经书和诗词，外加简单的算术和簿记知识）的形式进行的，该形式以某一贤达或秀才作为主要授课人，几乎没有统一而规范的教学课程设置或教学大纲，这种基本而广泛的教育形式一般被称为私塾教育。私塾教育的主要缺陷除了知识结构较为单一（根本没有或极少教授近现代科学的基础知识，比如几何、代数、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之外，还表现为教学内容和考试模式的僵化，比如国文（语文）的教学主要是诗词和“八股文”的写作。而“八股文”立论和表达形式的程式化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人们的思想和言论自由。

  虽然曾有不少名人志士试图改革乡村的教育模式，并且身体力行地进行了某些实验（比如二十世纪上半叶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和梁漱溟先生在乡村中所进行的教育改革和实验），从总体上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乡村教育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现代社会基础教育的要求。二十世纪下半叶，城乡分割的生活必需品供给政策以及稍后确立的户籍制度，使得覆盖最大人口份额的乡村基础教育远远落后于城镇的平均水准，从而使得中国的平均国民教育水平长期落后于若干个邻近的亚洲国家，文盲率和文盲人口的绝对数量都曾高居亚洲前列。

  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乡村教育的最大成绩可能就是在全国范围内用现代民办学校（包括小学和初中）代替了往昔的私塾教育，使得教学科目和内容得到普遍扩展和更新。同时，越来越多的贫困地区开始重视和实施对女童的基础教育。虽然中央政府不断强调基础教育的重要性，地方政府每年也有可观的基础教育投入，近年来“希望工程”等扶助乡村基础教育的社会贡献也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但是乡村教育仍然是举步维艰、难以维系，许多地方长期拖欠民办教师微薄的工资，使得这些忍辱负重的教师甚至难以维持生计。在有些偏远山区，许多学龄儿童因为没有教师而无法获得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事实上，这不仅意味着受教育机会的丧失，而且是一种平等竞争权利和机会的被剥夺。

  有些教育界人士不无愤慨地指责少数不发达地区学龄儿童的家长公然违背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剥夺孩子接受基础教育的权利，使他们过早地承担起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负担。然而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如果基础教育的收益率在局部地区长期处于过低水平，那么对于这些家长来说，在经济极度困难的情况下送孩子上学，无异于勉强为一种“奢侈品”进行支付。显然，这些家长是自发地遵循其并未觉察到的“经济理性”而行事的。

  作为一种最有效和最为直观的激励手段，接受不同年限之基础教育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格（工资或报酬及其基本福利），必然影响和左右着乡村的基础教育。然而，由于在一定时期内，城市中所需要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主要是简单的体力劳动者，因此这种激励效应被大大地弱化或掩盖了。

  农民对基础教育投资之不同的回报预期也必然影响到乡村中的制度安排和乡村基层组织中公务人员的素质。事实上，在乡村普遍实行基层直接民主选举制度的主要困难之一就是村民们普遍缺乏参政议政的基本知识和相关法律常识。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乡村中国基础教育的滞后已经直接影响到中国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的历史进程。

  西奥多·舒尔茨在论及通过投资增加农业产量时曾经指出：传统农业中的农民实际已将有利可图的投资---即投资到他们自己能够支配的农业生产要素中的机会发掘殆尽。这意味着投资于农民长期使用的那些类型的农业要素之边际收益率是非常低的，低到已经无法激励人们储蓄和投资的地步。即使增加用于灌溉的水井和沟渠、耕作的牲口和工具或者农民已经使用了几代人的其它形式的物质资本，对于农业产量的增加也是帮助甚微。在这种现实情况下，增加农民的人力资本投资可能会产生更大的收益。

  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技术进步和生产结构的变化，城市的产业升级、梯度转移以及城市化进程必将影响和改变乡村劳动力的教育回报预期。由于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乡村基础设施的建设明显滞后，许多地方还没有供电和供水设施，还有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公路连通。因此，乡村基础教育还难以得到社会各界和海外人士的直接帮助。

  如果各级政府不是包揽乡村基础教育的全部投入，而是把有限的资源投入到乡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上，同时鼓励来自海内外团体和个人的用于乡村基础教育的慈善捐助或私人投资，那么目前这种乡村基础教育投资主体一元化（由于种种不尽人意的原因，“希望工程”的投入经常被看作是“来自第二渠道的政府投资”）的局面就有可能被完全打破。对于非政府投入性质的团体或个人投资者，应当授予学校的冠名权并从产权角度上通过法律程序确保投资者未来可能获得的经济收益。此外，各地的地方志或社会发展史中也应当详细记载捐助乡村基础教育和投资兴办各类学校的有益行为。

  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腾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乡土中国的变革，而这种变革必然是从乡村基础教育的迅速发展和提高开始起步。如果乡村的基础教育普及水平、基层民主建设和文明程度不能得到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市民社会就无法得到全面发展，城市居民也无法长期保持稳定的生活常态。因此帮助乡村基础教育，就是帮助乡村中国的发展，也是推动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  

来源：[ 搜狐财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