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四月，是一个考试大季，这几天，全国各地的自学考试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早上六七点钟，各大高校的自考学生就啃着馒头，喝着豆浆准备奔赴遥远的考试战场了，我们没有理由不感叹于场面的盛大。再过两个月不到，高考又将再一次掀起狂浪猛潮，在一个以考试选拔人才的时代里，它的教育价值毫无疑问地重要，可突然之间，我们发现，现在的考试已经远非社会所构想的样子，枪手，作弊，临场脱逃，用美术的手法布局答案，用符号学挑战改卷老师的心理承受力，成了相当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们忍不住要问，理念正确，旨在为时代择选精英的教育价值目的观难道出了问题不成？ 

  率子割草的前苏联教育家加里宁说，教育的预期结果和目标，就是使受教育者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教育目的是教育工作的起点和归宿，制约着教育活动的全过程。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就明确指出，我国的教育目的，就是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中国的整个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到今天，总的来看，已经模式化，开始形成固定的批量生产教育者与被教育者，教育者不断换代，被教育者不断地输入与输出，都有基本的程序可操作。从九年制义务教育到普通高中教育再到大学教育，用来支撑整个教育制度的考试体制，越来越凸现出它的诸多弊端。在社会意志无法干扰整个考试制度的情况下，一方面，人人似乎都在通过考试的途径实现天堑变通途，另一方面，整个社会表现出了集体的不自信，真正在奉行一种精神，即动用一切手段确保考试功能的实现，所以，评比、关系、作弊，任考唯亲、巨额下注、举家出力成了考试制度下的一条潜规则。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之所在吗？当然不是，导致这些普遍现象孳生的最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我们理解考试的教育目的价值观时，陷入了理论教育目的与实践教育目的的思维悖论。 

  举一组例子：近日在公安部的统一协调下，湖北警方刚刚摧毁了一个名叫环球枪手集团的诈骗团伙，该组织虽然被证伪为诈骗团伙，但其所称的助考范围——司法、公务员、自学、考研、英语四六级、托福等22种其实并不是偶然的表象，现在在全国各地，一些助考传单贴遍高校的宣传栏，奇怪的是往往是联系方式被撕走，而传单的主体还牢固地黏附其上，背后的现象肯定就是利益的互得，受钱入户，搏拿高分，一切都是那么的平静。去年年末暴露出的多起四六级泄题事件，也是如此。另外在义务教育阶段和普高阶段，学生的特征更显明显，去年12月份来自北京部分中小学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中小学生厌学率达到30%，而实际情况比这个数据还要严重。考试演化成了比较的不是考前的实力，而是比较考后的实力，打过招呼与寻着人情才真正是分晓后的状元，这是实践教育目的对理论教育目的的巨大冲击。 

  整个教育界的反常现象由来已久，可为什么一直寻不出路口呢？人们普遍地承认教育目的地两种基本形态，承认理论教育和实践教育的统一，可真正统一起来却只能是人为干扰下的配角登场，实效性不明显。看上去相安无事的状态背后已经隐藏着巨大的考试隐患，推崇考试至上，可考试中的许多问题却始终无法避免。一方面我们握着考试的尚方宝剑，可自己也向这把宝剑屈服了。有着美好的理论教育目的，却在实践中放弃掉了实行的价值标准，这反倒显得我们教育目的的妥协性，向社会妥协，向人类妥协。这难道不能证明，现在的很多传统的教育目的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吗？ 

  所以，当我们今天看到学生为了考试使出浑身解数的时候，让我们感动的已经不是那些通过优异成绩力拔头筹的才子们了，而是在教育制度的框架下，各种各样的学生为考试奉献的花样“精神”，作弊手段千奇百怪，关系网密织如麻，考试交易屡禁不止，这种为考试付出的代价是很让人感动的。罗素所指的中国教育制度的问题可能正是我们的一种教育制度的不自信，整个考试经济市场的形成最终说明，从应然性教育向实然性教育的转变是一个艰难备至的沉重话题。
 
出处：新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