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吴青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教授，著名作家冰心的女儿。1988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长期为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奔走，被许多打工子弟学校校长称为“保护神”。去年的北京市人代会上，吴青专门提出了流动儿童接受义务教育问题 

  受访者·崔传义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对于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发表过多篇论文。

    一年前温家宝板书成为标志，NGO、媒体和政府互动带来诸多变化 

    一场名为“北京市农民工子女教育巡展”的图片展正在今日美术馆展出，农民工子女第一次以主人公的形象走进现代的艺术殿堂。此前，在人们的视野里，他们的身影只和垃圾堆、菜市场、臭水沟相联系。 

    景山小学六（2）学生张之韵、陈小倩是家长特意带来参观的。平日中，两人常因为繁重的学习任务而抱怨。 

    “他们（农民工子女）的教室那么简陋，条件那么艰苦，而他们的眼睛却那些清澈、笑容那么灿烂，没有一丝的抱怨和绝望。”对两人而言，这样的感触和这样的展览可能都是一生中仅有的。 

    此次展览的意义，主办方《新京报》的总编辑杨斌这样说：这种关注和帮助虽然微不足道，但却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因为它切入了一个非常重大的命题。 

    温总理打工子弟学校内板书破题 

    “同在蓝天下，共同进步成长”———2003年教师节，温家宝总理专程到玉泉路小学看望在那里上学的打工子弟，在二年级二班的黑板上写下这样的板书。 

    朗诵这句话时，细心的孩子们发现温爷爷笑了。 

    此后，温总理的这句话广泛传诵，成为农民工子女教育破题的标志。“那时，我们感到：打工子弟学校的春天到来了。”海淀行知打工子弟学校校长易本耀说。 

    2004年2月初发布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农民工”首次和“工人”、“知识分子”一样成为一种合法的职业身份，解决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问题成了党的意志。 

    28.8万在京适龄农民工子女多年的渴望终于得到了回应。2004年7月，北京市决定：从秋季开学起，取消借读费，所有公办中小学一律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农民工子女。 

    打工子弟学校的审批标准也开始松动。至2004年7月底，海淀区行知实验学校等10所打工子弟学校陆续“破格” 

    获得了办学许可证，打工子弟学校从“地下”浮出水面。 

    “我们再也不用躲躲藏藏了。”易本耀说。 

    媒体和政府的互动 

    在推行了15年之后，今年希望工程实行了战略转移，从农村转向了城市。“当初我们实施希望工程时，农村每年有100万失学儿童，现在城市中失学的农民工子女约也有100万。但现在的形势比原来可怕得多，很难想象100万失学儿童流荡在城市的大街小巷里后来会是什么样子。”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秘书长徐永光说。 

    按照规划，“希望工程助学进城计划”将在北京寻找1000名失学农民工子女，每人每学年资助600元的助学金。 

    1000名失学农民工子女在哪儿？社会学者金光印说：农民工一般都聚居在偏僻的地方，那里被称为信息孤岛。寻找他们并非易事。 

    7月28日，由中国青基会和新京报实施的“寻找农民工子女”行动正式启动。 

    《新京报》先后把几千份免费报纸送到了外来流动人口聚居的地方。 

    报名申请资助的农民工子女人数以日均近百名的数字增长，到8月底，报名人数达到了2000多名，经过审核，最终决定对1500多名徘徊在失学边缘的农民工子女进行资助，远远突破了预计的1000名。 

    “‘寻找’对失学农民工子女是雪中送炭；对于政府也是帮助和促进。”徐永光这样总结“寻找”活动的意义。 

    这一活动也在政府的行动中得到了回应：8月8日，石景山区华奥学校等3所打工子弟学校获得合法办学资格。 

    8月16日，北京市委副书记龙新民接受媒体采访时表态：北京市政府有责任为生活在北京市的流动儿童、少年提供平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年内还将批准28所打工子弟学校，今后还将保留100多所办学条件相对较好的打工子弟学校。 

    8月29日和30日，在10名农民工子女走进了各自结对的北京家庭，共度周末。10名农民工子女交上了他们一生中惟一的“北京朋友”，“北京”由此变得亲近。 

    10个孩子无疑是幸运的，但他们身后，还有28.8万农民工子女期待着。北京市共有420多万个家庭。 

    教师节那天，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彭兴业向行知学校捐献了北京打工人员子弟学校首个电脑教室。彭兴业表示：要集全区之力，确保所有农民工子女受到教育。 

    10月29日，名为“流动的花朵”打工子弟艺术节在国图音乐厅举行。在主办单位“海淀区政府、北京市教委”后，协办单位首次写上“行知”、“明圆”两所打工子弟学校的名字。 

    “这在北京没有过，在全国也没有过。”易本耀说。 

    农民工子女未来更长的路 

    “目前北京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的门槛还是太高，孩子上学是硬道理。在一些地方，办理这么多证件是要收不合理费用的。”一些学者这么认为。 

    “寻找失学农民工子女”行动之初，新京报设立了专门热线，希望市民能够共同参与“寻找”行动，结果，这一设想成为一个遗憾：没有一个北京人打进热线说：“我认识一个农民工孩子，他需要帮助。” 

    “不是我有偏见，而是我根本不了解他们。”从一名网友的这句话中，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于“他们”，过去的关注和帮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毕竟，这种隔膜谁也不能再视而不见了。 

    访谈 

    应逐步扶持打工子弟学校达标 

    人大代表吴青认为，落实政策精神必须体现在资金上 

    “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应该以平等的态度去对待他们。”吴青说，自己已经记不清何时开始为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奔走，她的脑子里塞得满满的是以后的日程：11月20日，她将和打工子弟学校的校长开一次会，听取他们的意见。然后，她会争取机会使他们和教育局的人士直接对话，并将整理出的资料在人大会上提出。 

    吴青说，在深入各个民办小学时她了解到很多农民工子女的就学困境。由于学校没有合法身份，学生和老师也像打游击似的经常搬家。她认为，对打工子弟学校不应该排斥，而是得一步步地引导。经过她和各界的多方努力，2002年北京市出台了政策，允许民工子弟学校逐渐达标。对于这一政策，她表示，其中最大的变化没有提到“非法”的字，是一种进步。但怎么保证打工子弟学校达标才是下一步的关键。 

    吴青强调，落实政策的精神必须体现到资金上。她认为，现在打工子弟学校面临的最大难处是缺资金。只有配套师资和设施等硬件的加强才能走向达标，但政府不能给予足够的资助，民工子弟学校又从哪儿投入大量的资金去达标呢？这样就会进入恶性循环。不达标的学校只能混日子，想达标的学校却没有能力，只能变相向学生收钱。 

    吴青认为，只有打工子弟学校才能适应农民工子女这样“流动”的生源。要求农民工子女都进公办学校，无论对学校还是孩子来说，是不现实的。当然，民办学校也有问题，比如为了省钱，校车里挤进很多学生，这都应该加强管理，这是一个逐渐解决的过程。在对学校进行监督的过程中，政府应该有个安排的步骤，其中得考虑到民办学校的利益问题。 

    吴青强调，农民工子女的问题实际上是全社会的问题。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出有责任有爱心的公民。城市人和城市的孩子不应当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也要关心生活在自己身边的农民工子女。 

    农民工子女教育是政府重要工作内容 

    农民问题专家崔传义认为，落实相关政策为下一步工作重点 

    “我个人总结，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发展可以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研究员崔传义表示，在上世纪90年代初到1998年，农民工子女随着父母来到各大城市，其就学问题也日益显著。“那时候，孩子们（农民工子女）想上学，就得交各种各样的借读费、赞助费。只有少数的老板才能负担起这样的费用。” 

    1993年打工子弟学校开始出现，起初为解决自己或是自己同乡孩子的读书问题，后来得到了很大发展。但身份“不合法”的问题一直未能彻底解决。 

    2003年，国务院出台一系列政策规定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政策要求对农民工子女应一视同仁，就读公办学校时不能收取其他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