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学年又开始了，宁静的大学校园里，又可见到莘莘学子活跃的身影。在如今这个知识经济时代，我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除了它的社会属性，也开始更多地把目光聚焦到它的产业属性上。

　　教育———头脑经济

　　如今的学校面临的不仅仅是传统的教学问题，如何融资、与企业合作、拆分合并都摆在学校案头。教育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经济形式。而大学作为知识经济最重要的引擎之一，自然走在了教育经济的前沿。

　　出现这种状况，有着外部及内在深层次的原因。先来看以下一些观点。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是教育市场化的积极倡导者，他在1955年发表的《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一文中就曾指出：公共教育制度缺乏必要的市场竞争的约束，效率低下，资源浪费。要改变这种状况，通过以往的改革措施是无效的，唯一的出路是走市场化道路。在高等教育领域，无论是私立还是公立高等院校均应向学生全额收取学费。政府对公立院校的资助也必须采取教育凭券或贷款的形式，由学生自主地选择就读的院校，学生将来就业后归还所欠款项。

　　著名经济学家海耶克从上世纪60年代起便将经济学理论运用于教育领域。他认为：市场是教育活动的基础和依据，应将市场的竞争原则运用于教育领域。对学生进行选择的唯一途径是竞争和市场过程。政府绝不可以为所有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提供资助。多少人需接受高等教育完全是由市场来决定的，国家对教育的投资规模不应受非经济的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而完全应由教育投资的回报率来决定。

　　1964年，英国经济学家阿伦·皮考克和杰克·怀斯曼也提出了不必由国家投资教育，而应通过给家长凭券、资助或贷款的方式在自由市场状态下进行自由选择的主张。

　　再来看以下一组数字：大学生越来越多。经合组织（OECD）国家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在1975年至2000年，从22%增长到41%。

　　知识已经取代物质资源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OECD统计显示，1985年到1997年，德国知识产业对经济增加值的贡献从51%提高到59%，而在英国，这一比例从45%增加到51%。一些大公司现在至少把1/3的投资投在知识密集型“无形资产”上，比如研发、特许认证、市场等方面。

　　过去20年，OECD国家出国留学的人数增长了一倍，达到190万。大学在世界各地开出新的校园。越来越多的国家把高等教育变成一种能赚取外汇的“出口产业”。

　　世界银行统计显示，全球一年在高等教育上的花费达到3000亿美元，或者说是全球经济产出的1%。全球共有8亿学生，350万人在从事为他们提供教育、服务等的工作。

　　可以说，这些学者的观点极具超前意识，上面数字为我们勾画的当今的教育现实，才使得这些观点为人们所认可，教育事业、尤其是高等教育经济运作是必然的选择。

　　高等教育的商品性表明在高等教育运行中可借用部分市场机制，如价格机制、供求机制、调控机制、竞争机制等来调节教育资源，达到效益最大化。1997年，OECD对高等教育市场化下的定义是：“把市场机制引入高等教育中，使高等教育运营至少具有如下一个显著的市场特征：竞争、选择、价格、分散决策、金钱刺激等。它排除绝对的传统公有化和绝对的私有化。”

　　美国模式的成功要诀

　　美国聚集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经济学家》杂志上的一份全球前20位大学排名表里，只有剑桥大学、牛津大学和东京大学这三所非美国大学和哈佛、斯坦福等一同出现。目前世界上70％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在美国的大学供职。根据2001年的一项调查，全球大约30％的科学和工程类论文以及44％的最常被援引的论文出自美国的大学。同时，美国也给有能力读大学的人提供最多的接受教育的机会。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所占比例几乎比其它任何国家都要高，在大学适龄人群里，大约有1/3得到了学位，他们中又有约1/3继续深造，得到更高的学位。更重要的，美国拥有世界上最赚钱的教育体系。统计数据表明，布满全球的“托福”考试和MBA财源滚滚，垄断了世界教育市场份额的30%-40%。美国教育基金会一位人士透露，外国学生一年可为美国带进90亿美元的教育收入。而早在1998年，美国媒体就披露，高等教育已成为排在军火、电子等行业之后列出口创收的第5位。

　　数据显示，美国花在每个学生身上的钱是OECD国家平均值的两倍以上（2001年约为2.2万美元，而OECD国家平均值为1万美元）。当然，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成功不只是“砸钱”的结果，虽然投资与回报成正比，投资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那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体制。美国大学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大学来说，更少依赖国家，它们的收入来源多种多样：收费生，校友、商人和慈善家的捐赠。美国大学的形式、规模也有多种层次的，有大型学校，也有社区大学，满足不同的需要。

　　《经济学家》还归纳了美国教育模式的三点成功要诀。第一点是，联邦政府发挥有限的作用。美国没有指导其大学的总的规划。

　　它不像法国和德国那样，把大学教师作为公务员对待。相反，大学有范围广泛的一系列资助者，从州政府到宗教团体，从自费的学生到慷慨的慈善家。埃兹拉·康奈尔、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约翰斯·霍普金斯和约翰·洛克菲勒等富有的捐助者对高等院校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慈善助学之风今日犹在：在2004财政年度，私人捐助者共向大学捐赠了244亿美元。

　　政府的作用有限并不等于漠不关心。联邦政府曾多次介入，以促进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1862年的《莫里尔土地赠与法》使全国各地建起了“土地赠与学院”。1946年颁布的有关法案又使大学变得人人可及。联邦政府还为科学和研究提供巨额资助。

　　第二点是竞争。对大学来说，人人都参与竞争：从学生、教授到篮球队员。教授竞争联邦研究经费，学生竞争助学金或奖学金。这意味着成功的学校也不能安于现状。

　　第三点是实用。罗素曾对他在威斯康星大学遇到的事情表示震惊：“当农场主的芜菁甘蓝出了问题，他们就派一位教授去做科学调查。”美国从来都认为大学不仅仅是象牙塔。20世纪美国历史学家亨利·斯蒂尔·康马杰曾说，对19世纪的美国寻常百姓来说，“教育是他的信仰”———条件是它必须“实用并带来红利”。

　　这种对“红利”的强调仍然是美国学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美国开创了将学术界与产业界联系起来的传统。美国的大学每年获得的版税和特许使用费超过10亿美元。170多所大学拥有某种形式的“企业孵化器”，数十家大学还经营它们自己的风险基金。

　　欧洲理想与残酷现实

　　对于欧洲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谈论在2010年前把欧洲变成世界上最有竞争力的“知识经济体”更带劲的事了吧。这一目标是在2000年3月里斯本召开的欧盟峰会上首次提出的，之后，就被反复“引用”。要完全领会欧洲人的这种雄心抱负，且先去德国柏林洪堡大学（HumboldtUniversityatBerlin）看看。步入门厅，拾级而上，就可以看到学院墙壁上排列着毕业于该校的诺贝尔奖得主的肖像和简介。1900年至1909年，有8位；1910年至1919，有6位；1920年至1929年，有4位；1930至1939年，有6位；1940年至1949年，有1位；1950年至1956年，有4位；这其中包括杰出人物特奥多尔·蒙森（TheodorMommsen）、马克斯·普朗克（MaxPlanck）、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Einstein）、沃纳·海森堡（wernerheisenberg）。但是在1956年之后，诺贝尔奖戛然而止。这不单单表明柏林洪堡一所大学的问题，而是整个德国教育、欧洲教育的缩影。

　　德国大学不收费，学校没有能力吸引到优秀的教授……一系列的事实证明德国教育模式存在“机能障碍”。德国的学生已经用脚投了票———出国留学去了。政府努力吸引更多的留学生到德国读书，但显然，如果想要获得成果，德国大学必须改变对国内国外学生一律不收费的现状，不能只盯着教学质量。为了使大学更有竞争力，德国政府已经开始行动，包括建立起了德国常春藤盟校。

　　资料表明，欧洲国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投入仅占国家GDP的1.1%，而美国则达2.7%。美国大学在每个学生身上的花费要比欧洲大学高出2-5倍，这些花费体现在小班教学、优秀教授、高质量研究。根据欧洲委员会的估计，约有40万欧洲出生的学者现在在美国工作。他们大多数没有返回欧洲的打算。

　　英国的情况似乎比其它欧洲国家好得多，在OECD国家里，英国有着最高的大学毕业率，在相似年龄段，大约30%的人念过大学。而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数字是14%。明年英国大学可以向每位学生收取3000英镑的学费。它们也在学习如何从商业活动或者校友那里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如果说上世纪60年代英国校园里最惹人注目的是激进的社会学家，那么如今，最吸引眼球的人物就要数“教授企业家”。

　　然而，经济压力仍是困扰英国大学最主要的问题。上世纪90年代，每个学生身上的投入减少了超过1/3，学生和老师的比例从9：1上升到18：1，教师的薪水以每年2%的速度递减，与此同时，业余讲师的队伍不断壮大。几乎一半的大学维系着“赤字经营”。牛津大学一年的经营赤字达到2亿英镑，教学和科研方面累计的赤字已经达到9.5亿英镑。这是因为培养一个牛津毕业生大约需要1.86万英镑，而国家只拨给一半的费用。英国政府在欧洲大陆的大学改革方面首先迈出了步伐，包括建立起了学生贷款制度等。但最关键的还是给大学“松绑”。

　　平衡教育和产业关系

　　几年前，咨询公司Cooper&Lybrand的一份报告说，在线学习可以“消灭”目前高等教育最大的两项成本：一是传统的校舍；二是全职的教职员工。其实不然，专门从事教育经济学研究的斯坦福大学的马丁·卡洛依教授认为：网络教育并不是方式最好、成本最低的教育。他在讲演《知识经济中的大学：希望与陷阱》中介绍说，哥伦比亚大学是网络教育最大的失败者。学校出于经济原因，以为可以通过出售网上课程吸引更多的学生，于是花了很多钱来建设，结果失败了。原因在于这种学习方式与学生集中在教室里学习有着根本区别。学校有人管，而网络学习是一种孤独的学习。选择远程教育的学生要有很强的自我约束能力，而孩子现在面临的诱惑太多，他们的主要精力和注意力会在哪里？这是显而易见的问题。所以说，依靠远程教育是无法教育好这些孩子的。卡洛依教授认为，网络教育只适宜一些年龄大、有工作经历，能够在晚上安排自学的成人就读。

　　这个例子告诉我们，现实不可能完全按照理想的路线前进，教育这个产业也不可能完全抛弃教育的人文特性，一古脑儿只盯着经济目标高歌猛进。也就是说，教育的产业化有底线，商业成分在大学机构中不能没有，也不能泛滥。

　　高等教育通过市场化来配置资源、调整结构，固然有其优越性，但纯粹的市场化与高等教育自身特性间存在矛盾冲突，市场的力量很可能使教育职能被忽视，从而产生许多负面影响。比如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比如功利主义。因此，即便是在市场经济较完善的美国，国家的调控也必不可少。

　　就如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校长卢耀群所说，好的大学必须平衡“社会责任”和“赚钱”的关系，真正世界一流的大学，不应该是充满商业气息的。新加坡也正是这样做的———把“教育”跟“产业”分开，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副校长林文钦介绍说，在新加坡，“教育产业化”是由另外一个政府部门———贸工部去推动的，跟教育部门没关系。教育部门要做的，是培养人才、创立顶尖的世界级大学。
　
稿件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