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完最后一个代表的发言，人大代表杨成实本来以为代表团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审议快结束了，正准备拿笔记下国务委员陈至立的总结发言。“没想到，委员说，你们贵州团不是有一个中学教师吗？我想听听她对初等教育的意见。”

　　坐在最后一排的杨成实连忙站起来理了理自己的蓝色西服外套。在向第一排走去时，她紧张得头有些晕。“国务委员是搞教育的，是专家，真怕自己说不好。”何况，这也是这位４９岁的贵州十六中中学教师“第一次面对面跟这么大的官直接交流”。

　　出生在农村的杨成实很庆幸自己打过一份底稿，因为自己是团里唯一一位从事初等教育的教师，所以她也曾经想过也许国务委员会点到自己。“我想说，贵州很穷，在农村还有老师背着孩子给学生上课，孩子哭了就停下来喂一会儿。很多老师一辈子也没有机会走出大山，看一看发达地区的教育情况，学习新的理念、观点，希望政府能加大对教师的培训，把培训的资金真正到位。”

　　杨成实发现这位和蔼的委员听得很认真，边听边记，还不时点头。“我开始一点一点地放松，感觉就像跟一位老师交流一样。”

　　从教师培训到讲完职业教育，杨成实把底稿推在了一边。“现在大家都在骂教育乱收费，教育乱收费根本的原因是教育不公，而教育不公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为的学校分类。”

　　“现在有些城市，中学被层层划分为不同的等级：首先有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之分，公办学校中有重点学校和普通学校之分；其中重点学校有示范性学校和非示范性学校之分，下面又有省级示范学校和市级示范学校之分。普通学校中还要分出重点班和非重点班；私立学校还要区分完全私立学校和公私联办学校。”

　　“这样层层划分的结果就是，被垒起来的‘好学校’学生和家长捧着钞票挤破门，而那些一般的、普通的学校，老师却要使尽解数抢生源，教育失衡的畸路越走越远。”

　　“我感觉到我的发言得到了领导的肯定。作为来自基层的人大代表，就是要让政府知道老百姓的心声和面临的问题，教育不该分三六九等。”这位侗族代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