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行高考制度的“克星”终于来了：4月1日、2日，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开始以面试直接决定是否录取，高校统一招生考试的成绩只作为参考。在观看了中央电视台2006年4月10日晚记者李小萌采访复旦大学副校长蔡达峰的节目之后，笔者更加相信，这两所高校的改革尝试，对于“应试教育”是一种革命性的变革。

　　复旦的面试，就是每位学生分别在5个房间与一位教授进行15分钟“一对一”面试，总计75分钟的面试后，教授们将进行综合判断，决定该生是否录取。有一个学生在自荐信中表示“最心仪的专业是临床医学”，于是面试时他被问到这样的问题：“不少媒体披露过医生收红包的事件，对于医德问题，你有何看法，应如何避免‘红包事件’发生？”有一个学生的老师在推荐信中认为该生在数学、管理方面有突出才能，面试即被提问：“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哪些矛盾，你有何观点和看法？”“有些演算题可能需要经过冥思苦想才能得到答案，你有无这样的经历，举例说明，并分析当时的心情。”回答这些问题可能很容易，但能不能经得起一个大学教授的“拷问”，就不一定了。很明显，这样的面试不需要会背书，需要的是真才实学，需要的是长期积累的学养和表达能力。我相信，在有爱才之心、有识才慧眼的教授面前，即使是全都答“错”的学生，只要有潜力、有良好素质，也会得到高分的。而对于这样的面试，每天泡在“题海战术”中的“应试教育”是没有意义的。

　　相信全国政协委员韦钰女士听到这个消息一定会非常高兴的。2006年3月9日，韦钰委员在政协大会上作了题为《从娃娃抓起，提高国民素质，培育创新文化》的发言，她说：我国“目前的基础教育状况是不利于创新人才培养的，创新能力和创新热情在儿童时期已经被消磨殆尽，到大学阶段，许多学生已经失去了学习和研究的热情，只有能力特别强的‘压不垮’的极少数人，才可以脱颖而出。这样下去，创新型国家如何建成？”的确，应试教育使学生的学习偏重于对知识的记忆，尤其考试试题的“标准化”，不仅抑制和扼杀学习热情，使青少年学生的学习变成为十分痛苦的事情，尤其排斥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所以，虽然应试教育也可以培养人才，但十分不利于培养创新型人才。按照复旦蔡副校长的说法，复旦的面试招生，正是出于引导和促进对应试教育的改革，从而引导整个基础教育走向真正的素质教育，从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奠定基础。复旦的这一改革不仅是积极的探索，而且充分体现了作为教育工作者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负责的崇高责任感。

　　如所周知，在中国高等教育资源仍然稀缺的今天，应试教育以试题的“标准化”所显示的所谓“公平”，是许多人反对高考制度改革的法宝。其实，应试教育制度或许对于一部分比较习惯于被动学习的学生来说是有利的，而对许多富于创新精神、个性较强的青少年，则是十分不公平的，特别是，这一制度，对于一个苦于缺乏创新型人才、正在试图建立一个创新型国家、有志于通过教育全面提升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民族，是不公平的！

　　还有人说，“面试决定命运”会不会使掌握学生命运的教授面临道德危机？复旦也许可能通过努力改变“小环境”，但基于制度约束的失范和暗箱操作流行的“大环境”，能够让人信服面试录取的公平吗？虽然事实上在复旦大学的面试中，分别进行面试的5个教授都很难在接受考生贿赂的条件下给予照顾，更很难想像会有5个或者多个教授接受贿赂，但或许这的确是一个问题。当今大学教授中确有人品、学问都不怎么样的人，仅就经济学而言，加上高校以外的，称得上经济学家的可能也不超过５个人，但是，根据少数大学教授的不良行为，即作出大学教授整体上不值得信任的判断，难道这对大多数好的大学教授公平吗？极而言之，如果真的连中国这个受教育程度最高的人群都已经如此不堪信任，中华民族还有什么希望呢？反过来说，如果确实如此，我们岂不更应该以此来考验和重建我们的教授队伍？

　　再有，高考式的考试制度和方法，不仅在我国的教育领域根深蒂固，在社会其它领域也有深刻影响，改革高考制度必将对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产生积极的作用。据了解，许多地方连公开选拔领导干部的考试也像高考一样，让应试者死记硬背。笔者一个朋友曾参加某省选拔“省人才办公室主任”的考试，在第一关笔试试卷上竟然绝大多数是死记硬背的题目，这样的考试能选拔什么“人才”呢？这大概是应试教育培养出来的人已经习惯了应试教育的办法，就像《法门寺》力的贾桂“站惯了”一样吧。如果复旦和交大的面试方式能够得以推广，相信对全社会贯彻落实以能力和业绩导向的科学人才观，也将产生十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