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育的“象牙塔”愈来愈受到产业界观念的冲击。在现实需求与人才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问题上，高校IT院长们的意见一针见血。

　　信息技术的日新月异把一个很棘手的难题甩给了教育，那就是教育管理体制和学科改革的相对滞后。这种滞后导致人才的知识结构跟不上产业发展的步子，二者之间已经形成一个巨大的“落差”。

　　如何改革教学与管理以尽快填平这个落差，这是7月17日在南京召开的“2006年江宁开发区·中国高校IT院长论坛”研讨的焦点话题。由中国电子学会和江苏省信息产业厅联合主办，南京江宁开发区特别支持的这次IT院长论坛，吸引了全国150多家高校的IT院长参会。

　　黑龙江大学电子工程学院副教授朱勇向记者抱怨，IT新技术层出不穷，相关专业的设置和教材的改革却无法同步跟进。“你想设一个什么新的专业，教育部如果不批，你一点招都没有。教材的内容也要根据教育部的教学大纲来确定，而教学大纲是两年一次规划，不是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的。”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牛志升说得更绝:“几千年来，组织结构没有什么改变的只有两个地方，就是教会与高校。”教会不改也就罢了，教育却不行。现在的问题恰恰是，当教育这边还“稳坐泰山”时，ＩＴ产业的市场与技术却早已面目全非了。

　　南京大学校长助理张荣的讲演让人们对这一问题有了一个具体和直观的了解。早先的技术发展通常要经历四个步骤：先是做基础研究，把科学原理弄清楚；之后进入实验阶段，把技术问题搞明白；第三步是与应用相结合，解决“用在哪儿”的问题；最后才是做成产品推向市场。四个步骤前后衔接，“基本上是一种线型轨迹，从一个点往一个方向逐步推进”。

　　IT创新周期的缩短完全改变了这种轨迹，带来了“技术进步方式的革命性变化”。第一，因为基础研究与应用产品之间的反馈机制加快，使很多基础研究不再囿于技术驱动，而是一起步就瞄准了应用目标。第二，基础技术一旦突破，一下子就冲到了“产品”这条线上，并迅速向其他产品渗透，溢出效应与交叉效应十分明显。

　　以白光照明半导体器件为例，研发这种器件的初衷并非用于白光照明，而是发光器件。但是发光器件做出来以后人们发现它还可以解决白光照明问题，在解决白光照明时又发现可以用到太阳能电池和其他许多核心电子器件上，“溢出”和“交叉”使白光照明半导体迅速发展为一个很大的产业。伴随着这种“溢出”与“交叉”，还相继涌现出一批新兴学科和新兴产业。

　　技术进步方式的“革命性变化”，对人才知识结构和大学的学科设置、组织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真正意义上的竞争不是一个人与一个人的竞争，而是一群人和另一群人的竞争，一条链与另一条链的竞争——对人和组织的要求都提高了。要求人才不但要懂技术还要懂管理，有团队精神和多重知识结构，并具有接受继续教育的能力。”张荣说。

　　而我国现有的大学院、系的组织结构与管理方式显然不适应。好在实践是活跃的，体制的阻力在很多大学已经被绕开了。

　　清华大学的做法是“虚实结合”。牛志升说，信息学科的发展规律是创新周期短、学科交叉多、新学科不断生长。因此，教学与科研要面向交叉、面向团队。为了解决泾渭分明的院系设置带来的合作阻力，清华很多学科都是虚体，即每个教师的学科归属与行政归属可以分开。譬如他本人，行政上属于国家实验室，学科上却归属在电子系。虚实结合使很多研究中心可以“随项目而成立，完成任务就散伙”。在清华的虚体与实体学科列表中，人们发现，很多文科院系大多是实体，而信息学院和理科院都是虚体。

　　“虚实结合”带来的多学科的交叉与融合，有利于培养多重知识结构的复合型人才，有利于跨学科的研究与合作，也有利于新兴学科的孕育。清华人由此形成一个理念：“如果一个学院不能加强学科组织之间的联合，不具备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功能，这样的学院不设也罢。”

　　更多的高校仍然是通过“产学研结合”的模式来构建技术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的辅助平台。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肯定了产学研结合作为“中国特色”的生命力，认为联想和方正的成功“是产学研的典型”。“中科院计算所和北京大学对于这两个企业贡献不是投入20万元和40万元现金。”倪光南说。他援引已故王选院士的观点补充说：王选不同意“方正靠40万元起家”的说法，因为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在方正成立前，国家已经投资了1000万元，研制了10年。

　　虽然IT教育面临诸多难题，但与会的IT院长对其前景十分看好。传统产业对世界经济的贡献仅3%，而IT产业为9%，其中的半导体产业占到了15%（据IMF）——社会经济发展的引擎是IT，IT学院院长们使命重大。

　　观点：高校应培养什么人才

　　在这次论坛上，记者见到了很多高校的信息工程、软件、电子工程等学院的院长。跟平常接触到的很多企业界人士不同，院长们对市场状况、利润问题根本不关心，他们更关心基础学科在创新方面的困境与突破、我国在科技创新上的前景等，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

　　IT的圣地硅谷就是起源于两个高校的一个举动。20世纪60年代末，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共有闲置土地8800多英亩。在没有其他用途的情况下，他们将这些土地出租给一些刚刚创业的技术公司初创公司，形成了科技园区。之后，在很短的时间里，在这片土地上出现几百家公司，为硅谷的前身。

　　外界评价说，以斯坦福大学为首的加州高校创新是得益于高校管理层的远见卓识。斯坦福大学前校长特曼是一个开明的校长，他鼓励教师创办企业或去企业兼职，也允许企业的管理层、经理和职员在不离开企业的情况下到斯坦福大学来进修。在斯坦福的许多教授都有企业工作的经历，同时他们可能也是创业者、合伙人，或是某个公司的顾问。这样就极大地促进了高校与企业、市场之间的结合。惠普前总裁菲奥莉娜在斯坦福求学时，就在惠普兼职做过秘书。

　　在本届论坛上，国内的“产学研模式”带头人倪光南院士感慨地指出，对目前的中国来讲，“产学研”依然是一个非常值得鼓励的创新模式。“但关键的问题在于，在创新获得成绩之后，产学研各方如何理清产权关系。”他指出，尤其是学校的态度非常关键。

　　但是，要求高校在企业创新中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对国家创新来说到底是有利还是有弊？学界在这个问题上通常都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中国的高校教育水平普遍有限，应该在基础研究上下功夫，才可能培养出更多的、不是急功近利的研究型人才；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在市场竞争激烈的今天，我国应该加强就业性教育，保证学生能够找到工作。

　　事实上，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从根本出发，高校本应该兼顾研究型人才与就业型人才的培养。但是，我国的高校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往往容易走极端。

　　这是一个激清扬浊的过程。在这样的讨论中，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每个学校都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但在我国高校的IT教育中，能够决定培养什么样人才的因素非常多，这不仅仅是学校可以决定的。但对于形成创新的氛围与基础来说，这种讨论却是非常有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