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大学发展快于港属大学

　　记者：你在教育部工作过，你如何看待目前中国高校教育形势？

　　杨卫：我观察各国大学教育发展历史，一般来说从精英教育转到大众教育时，从社会舆论到媒体对大学的批评就会显著增加，中国实际上正处在这个转变之中。

　　但实际上从统计上来看，中国的大学发展非常迅速。我们刚刚做了些统计，从1996年到2005年10年中，最初加入211工程的90多所大学本科生增加不到两倍，研究生增加将近5倍；所对应的科研经费增加约为9倍，发表高水平论文数量（SCI）增加将近10倍，这是可比的客观数字。

　　问题也有一些，比如规模扩张有些快，每个导师平均带6个研究生，在美国数字为2个。

　　记者：目前，香港部分大学在内地招生引发热议，你如何看待？

　　杨卫：港岛几家主要的高校，我都去过。在内地改革开放初期，这些学校的水平，以国际标准来看，他们教授的学术标准、科研成果产出、高引用的论文作者数目，是高于内地主要大学的。

　　最近十几年则有很大变化，现在，清华、北大、浙大每年发表的SCI论文数目达到了2000多篇，香港的大学则从原来1000多篇到现在的2000篇，内地大学反而超过了香港的大学。从办学经费上来看，比如香港科技大学一年30亿港币，现在清华大学每年有37亿，也差不多。而香港方面师资耗费量很大，经费中有70%左右付给老师，而内地则是20%多，总的用于科研的资源现在逐渐的多了。所以实际上的趋势是内地大学发展更快。

　　当然，香港很多大学实力很强，对老师的要求也比内地很多学校更严，一个职位一般会有几十个人甚至百人申请，教师的收入也比较高，他们在教育方面的一些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

　　好老师不能只做研究

　　记者：潘云鹤校长离任前，曾提出办学校要将师资等三大要素抓好。此前数学家丘生桐对北大引进海外人才的说法也引起争议，你如何看待今后的教授聘评工作？

　　杨卫：未来教授的聘任，应该是越来越趋于严格。教师选择大学，一方面取决于学校的名声、财力、科研水平，另一方面取决于可以提供的机会，目前我没有系统的想法，大概有几点需要注意，一是要有一定的学位结构，目前国际上，一般希望聘请本学科最高学位获得者担任教授；二是要有一定的学缘结构，现在浙大老师里面，可能有一大半是浙江人，这种格局需要有所变化；第三以前聘请教师，很多先从助手做起，然后逐步提升，随着人才竞争激烈，可能就会一步到位。

　　记者：现在很多教授称只做研究，不上课。你认为好的教师是怎样的？

　　杨卫：不上课的教师我觉得是有问题的，我到教育部之前，在清华也一直带本科，那时候我也是院士啊。从国际上讲，一个教师研究是一块，教学是一块，既能做国际上一流的研究，又能培养出优秀的人才，这样的人是整个教师队伍的中坚。

　　最好的学校揽所有的英才

　　记者：你一直从事科研与学术，此前也没有担任大学的领导职务，如何去适应这种转变？

　　杨卫：其实从我个人经历来看，我做过教师，后来做过系主任，常务副院长，行政色彩越来越浓厚，后来做学位办主任。那时候管得比较单一，主要是教育和重点学科建设等方面，校长则是学校的什么事情都要管，所以是一个慢慢适应的过程。

　　记者：怎样看待浙大的优势？

　　杨卫：首先是办学的物理空间是很不错的。我们有非常大的紫金港校区，比清华的整体校园还要大，还有若干个校园，这种配合的形式，形成一个多层次，每层次有不同定位的格局。而且我们在合校后学科非常完整，理工农林医等12个学科包含11个，这也是一个机遇。

　　其他的还比如浙江的文明底蕴方面、改革方面、以及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需求，都给浙大带来了机遇。

　　记者：那浙江大学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杨卫：一是我们的教师、教授、学术带头人还有没有自信心成为最优秀。我们的目标不能老想是第三名，总有一些指标要是最好的。

　　上面我也提到过，学校学缘结构方面有所欠缺，现在浙大老师里面，可能有一大半是浙江人，或者浙大培养出来的，这种局面将来会出现一定的变化。虽然浙江在知识底蕴上不错，但最好的学校要揽所有的英才，使得当地和外来的学生得到最好的教育，这也是一个挑战。

　　其他方面还包括一些指标和优势学科方面的提升，以及目前在理科牵引方面的挑战等等。

　　记者：你对自己的校长职务，有着怎样的期待？

　　杨卫：我注意到，浙大历史上有很多成功的校长，我力争做一个能给浙大带来一些改变的，比较成功的校长。

    （根据录音整理）(李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