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在我国基础教育评价中，顶线评价几乎替代了底线评价（即合格性评价）。这种取向，异化了基础教育的性质，限制了青少年儿童的个性发展。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底线评价在中小学校长中已是众望所归，但要得到具体有效的实行，依然阻碍重重，尚需一个漫长的探索过程。

　　教育呼唤底线评价

　　当前，家长的普遍心理是：别的孩子都在奔高分，我的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也要上奥校，上艺术特长班。家长的苦心都是为了孩子有个好的前途。可是，这“为了”的背后，恰恰是扼杀了孩子天性中宝贵的东西。

　　爱因斯坦读大学时曾说：“好学生就意味着要认真听讲，要做很多作业，我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所以，他满足于做一个中等成绩的学生，同时以极大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截然相反的两种状况，揭示了一个矛盾：基础教育到底要的是底线评价还是顶线评价？

　　四川教育学院教授姚文忠说，在当前基础教育评价中，顶线评价处于统治地位。所有的教育活动，学生、教师、家长、学校都围绕着“分数尖子”转。学生的欢乐变成了得分的欢乐，学生的失落等同于得分的失落。

　　南京师大教授杨启亮撰文提出，合格性评价是基础教育的自然选择。简言之，就是以合格与否作为评价的依据——只要合格，就是优秀学生。

　　顶线评价无法做到面对全体学生，只是针对部分尖子学生；底线评价能够真正做到面对全体学生，绝大多数的学生通过努力，都能达到合格线。当学生能够从顶线评价的重压下解脱出来，他们就有了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去发展个性，与同伴交往。

　　评价必须得到社会认可

　　影响评价的因素很多，评价方式源自社会现实。教育中的很多现象，如追求高分、应试教育、考级等，都是家长基于社会现实的考虑。

　　很显然，要改变这种现象，不是教育部门能够单方面决定的，需要社会整体改变。成都市高新实小校长陈光前说：“在瑞士，很多学生在初中毕业后，主动选择读职高，学习做手表、军刀。这与中国学生迫不得已选择职高的现象形成鲜明对比。瑞士学生之所以会这样选择，是与瑞士的社会现实分不开的，这些工作能够让他们获得丰厚的回报，使他们活得有尊严，很幸福。只有我们的社会现实改变了，评价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不过，陈光前认为，这并不是说教育工作者可以把一切责任推给社会。他说：“校长搞清楚了‘教育究竟是做什么的’和‘学校究竟是做什么的’，就能比较平和地看待评价问题，按照教育的本身规律去办学。”

　　成都市红牌楼小学校长付华也认为，底线评价必须得到社会认可，“困扰学校实行底线评价的因素，主要在于社会如何理解学校的评价机制。在学校里实行底线评价，得不到社会的认可，很容易在社会上造成不良影响。学校要对学生的全面发展负责，制定科学的评价指标体系，不仅要具有可行性，还要获得家长的认可。”

　　寻找“底线”与“顶线”结合点

　　成都三原外国语学校校长杨能生建议，基础教育可以采取底线评价和顶线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有学生，要有一个合格的底线要求。对有个性的学生，要有较高的要求，为这些人增加评价项目，给予他们自由空间，搭建成功的舞台，增强学习和生活的信心。

　　成都市华西小学校长范少峰认为，学校应该以潜移默化的形式来实施新的评价机制。学校对学生实行评价，很多工作都是教师在做。要实行底线评价，就要让教师在对待学生的日常行为中，用细小的行动去影响学生，让教师和学生都在小事上转变思想、调整行为。

　　范少峰认为，学校的职责是配合教师做有益的倡导和扶持。家长的想法和建议应该重视，但这不是影响学校实行底线评价机制的重要方面。学校对家长的影响，也应该采用潜移默化的形式，逐渐改变家长对孩子的评价方法。

　　成都市玉林小学副校长刘小刚说，底线评价和顶线评价就像两个空间，可以彼此融合。实行底线评价，首先要探索底线评价和顶线评价会给孩子带来什么样的心理暗示。同时，学校也要有勇气拉近社会现实与教育理想的距离。

　　据介绍，玉林小学目前建成一套关于要求学生完成学习任务的评价体系。在这个评价体系中，既有对学生学习的最低要求，也有对学生在其他方面的高要求。让学生在完成基本要求的同时，其他方面也得到锻炼。